安徽500亩土豆遭哄抢：法治社会岂容“法不责众”的荒诞逻辑

2025年6月，安徽宿州埇桥区解集镇500亩土豆地遭数百名村民哄抢，种植户预计损失近100万斤。事件中，村民携带被褥、食物驻扎田间，甚至深夜仍持续挖掘，场面如“自助超市”。当地警方虽已立案，但“法不责众”的论调却暴露出基层治理的深层病灶。

分论点一：哄抢行为的本质是明目张胆的盗窃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即构成犯罪。涉事土豆地属承包户私有财产，村民未经允许集体哄抢，无论人数多少，均属盗窃行为。据报道，损失土豆价值或达数十万元，远超“数额巨大”标准。部分村民辩称“农场不要的土豆才去收”，但农场主明确表示土豆尚未完成分拣，且即便存在废弃物，也需由农场处理，而非村民擅自处置。这种“占小便宜”心态，实则是将公共道德与法律底线弃如敝履。

分论点二：基层治理失守，法治权威被践踏

哄抢事件持续四天，参与人数从数十人激增至数百上千人，期间竟无有效制止措施。种植户报警后，警方虽立案但现场处置迟缓，甚至有“法不责众”的录音流出。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不仅纵容了违法行为，更让受害者寒心。基层治理的缺位，源于警力不足、监控覆盖薄弱，更源于对“群体性违法”的认知偏差——将“法不责众”当作免责金牌，实则是将法治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

反论点：农民生存困境是哄抢的诱因？

有观点认为，土地流转后农民无地可种，收入微薄，哄抢行为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之举。然而，这一论调将个体行为合理化，却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承包户已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其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二，生存困境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若以“穷”为挡箭牌，那么盗窃、抢劫是否都应被宽容？这种逻辑不仅荒谬，更会引发社会秩序的崩塌。

驳论：哄抢与“农村生态”无关，是法治意识的溃败

部分舆论将哄抢归咎于“农村生态环境差”“人心险恶”，甚至抛出“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偏见。然而，哄抢行为的本质是法治意识的缺失，而非地域或阶层问题。城市中同样存在盗窃、哄抢事件，但因监控完善、执法严格，违法成本高昂，故鲜有群体性哄抢。农村地区因治理资源不足、法治宣传薄弱，导致部分村民对法律缺乏敬畏，但这绝非“人性本恶”，而是治理失效的后果。将哄抢归咎于“农村生态”，实则是转移矛盾焦点，掩盖治理失职。

相关论点：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的失衡

事件背后，折射出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的短板。近年来，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但农民往往只能获得微薄租金，且缺乏议价权。随着年龄增长，进城务工竞争力下降，部分农民陷入“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的困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哄抢的正当理由。解决农民生存问题，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供就业培训等途径，而非纵容违法行为。若以“生存困境”为哄抢开脱，只会让法治社会沦为笑谈。

结语：重建法治信仰，需从“严惩”开始

安徽土豆哄抢事件，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漏洞、法治意识的淡薄，以及“法不责众”的荒诞逻辑。解决此类问题，需从三方面入手：其一，严惩涉事村民，无论人数多少，均需追究法律责任，以儆效尤；其二，加强基层法治宣传，让村民明白“抢”与“偷”无异；其三，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保障农民权益，避免其陷入“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的绝境。唯有如此，才能让法治信仰深入人心，让“哄抢”不再成为年年上演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