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通报“男扮女装替考”:拟开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报“男扮女装替考拟开除学籍”事件，撕开了高校学术诚信体系中的隐秘裂痕。当一名男生以假发、口罩为伪装，试图在《高级会计学》考试中替考，其行为不仅挑战了考试纪律的底线，更暴露出当代青年在学术道德与法律意识上的双重失守。这场闹剧背后，是教育公平、社会诚信与个体责任的多重拷问。

分论点一：学术诚信体系遭遇系统性溃败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日制学生考试违纪舞弊处理办法（修订）》第九条第二款，委托他人代考者将被开除学籍。李某扬的案例并非孤例，广西医科大学曾发生男生男扮女装替学妹考试导致两人均被开除的先例，而2015年佛山顺德代考案中，替考者被判拘役并处罚金。这些案例揭示出高校学术诚信体系的脆弱性：当学生将“开除风险”与“考试通过”进行利益权衡时，道德约束往往让位于侥幸心理。更值得警惕的是，李某扬通过网络平台结识代考者，这种“代考产业链”的隐蔽性与规模化，折射出学术不端行为的产业化趋势。若高校无法在技术手段（如人脸识别、指纹验证）与制度设计（如跨校联考、诚信档案）上形成合力，学术诚信的崩塌或将从个案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分论点二：性别伪装背后的道德与法律双重越界
李某扬的替考行为不仅违反考试纪律，更涉嫌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关于“伪造、变造证件”的规定。尽管其代考者仅以假发、口罩伪装，但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身份认证制度的公然挑衅。对比2015年哈萨克男子因女友考试紧张而女扮男装代考被判刑的案例，李某扬事件暴露出部分学生对法律边界的漠视。更讽刺的是，当“男扮女装”成为替考手段时，性别表达自由被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这种将性别符号工具化的行为，既是对性别平等的曲解，也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必须明确区分“性别探索”与“违法犯罪”的界限，避免以“包容多元”为名消解法律的严肃性。

反论点审视：是否应给予“改过自新”机会？
部分观点认为，开除学籍的处罚过于严苛，应给予学生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数据显示，2020-2025年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中，代考、抄袭等恶性违规占比从12%攀升至37%，且复犯率高达23%。这表明，对学术不端的宽容往往导致恶性循环。李某扬作为会计学院学生，其专业特性要求极高的诚信标准。若对替考行为网开一面，不仅损害《高级会计学》这类核心课程的公信力，更可能为未来金融从业者埋下道德隐患。开除学籍并非“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制度刚性倒逼学生敬畏规则，为学术共同体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

驳论：技术漏洞能否成为替考借口？
有声音质疑，夏季着装单薄导致男扮女装易被识破，若考试安排在冬季，是否更难发现？这种观点实质是为监考漏洞开脱。高校考场普遍配备身份证核验、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但李某扬事件中，代考者仅凭假发、口罩便混入考场，暴露出身份核验环节的形式主义。更严峻的是，部分高校监考人员存在“重流程、轻实质”的倾向，对考生身份的核查流于表面。若将技术漏洞作为替考合理化的借口，无异于鼓励作弊者钻制度空子。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技术+人工”的双重核查机制，例如在考前增加指纹验证、考中随机抽查证件，而非降低对作弊行为的惩戒力度。

相关论点：网络平台监管缺失助长代考黑产
李某扬通过网络平台结识代考者，揭示出社交媒体在学术不端行为中的推波助澜作用。当前，闲鱼、微博等平台充斥着“代考枪手”“论文代写”等灰色广告，部分平台以“用户自主发布”为由逃避监管责任。数据显示，2025年高校学术不端案件中，63%的替考行为通过线上渠道组织。这种“线上交易、线下作案”的模式，使得代考行为更具隐蔽性与扩散性。教育部门应联合网信办建立“学术不端关键词”屏蔽机制，对涉及代考、作弊的账号实施永久封禁，同时追究平台监管失职的法律责任。唯有切断代考产业链的线上源头，才能从根源上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

结语：学术诚信不容“女装”遮羞
李某扬的替考闹剧，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部分青年在道德与法律面前的失守。当学术诚信被简化为“开除风险”的算计，当性别伪装沦为逃避监管的工具，我们不仅要谴责个体的失德，更要追问制度的漏洞。高校需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同时完善技术防控与诚信教育；网络平台需承担社会责任，切断代考黑产的线上通道；社会更需摒弃“唯分数论”“唯结果论”的功利导向，重建对学术尊严的敬畏。唯有如此，才能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让学术诚信成为青年立身之本，而非沦为“女装”遮羞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