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不敢还手？新法明确正当防卫免罚：法治尊严与公民权利的双重捍卫

山东淄博饭店老板张女士被醉酒男子殴打后还手，却被警方认定为“互殴”并行政拘留，这一案件曾引发舆论哗然。2025年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正当防卫免处罚”，直击“谁伤谁有理”“和稀泥式执法”的痛点。这一修订不仅是对公民自卫权的法律确认，更是法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分论点一：正当防卫入法，终结“互殴”困局
长期以来，“被打不能还手，还手就是互殴”的执法逻辑，让公众在面对不法侵害时陷入两难：忍受暴力或承担法律风险。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明确规定，公民为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若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这一条款直接回应了“张女士案”等典型争议，为公民自卫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因“互殴”认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达1.2万起，其中37%的案件存在防卫性质认定争议。新法的实施，将有效减少此类争议，避免“法向不法让步”的荒诞现象。

分论点二：防卫限度与法律责任的平衡艺术
新法在赋予公民自卫权的同时，也划定了防卫行为的边界。若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可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规定既避免了防卫权的滥用，又为执法者提供了裁量空间。例如，在“昆山反杀案”中，于海明夺刀反杀刘海龙的行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但若防卫行为导致对方轻伤以上后果且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则可能面临法律责任。新法的“减轻或免除处罚”条款，既体现了法律的谦抑性，又通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模糊表述，赋予执法者根据具体情境综合判断的权力。这种“原则性+灵活性”的立法设计，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反论点：正当防卫条款是否会引发“报复性防卫”？
有观点担忧，正当防卫条款可能被滥用，成为报复性行为的“护身符”。例如，2023年某地曾发生一起因琐事引发的斗殴，一方声称“正当防卫”却导致对方重伤。然而，这种担忧忽视了新法对防卫限度的严格界定。根据《指导意见》，防卫行为必须符合“紧迫性”和“必要性”双重标准，且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此外，新法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防卫性措施争议时，需充分调查取证，确保认定客观公正。例如，在“福州赵宇案”中，警方通过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最终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这表明，只要执法者严格遵循程序，正当防卫条款不会被滥用。

驳论：防卫过当的认定是否过于主观？
部分人批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表述缺乏量化标准，可能导致执法随意性。然而，法律无法穷尽所有情境，防卫行为的合理性需结合具体案情判断。例如，在“丽江反杀案”中，唐雪面对持刀闯入家中的李德湘，持水果刀反击致其死亡。法院最终认定唐雪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理由是“李德湘的行为已严重危及唐雪及其家人的生命安全”。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考量。新法虽未设定具体数值标准，但通过“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这一表述，为防卫过当的认定提供了相对客观的参照系。

相关论点：从立法到执法的全链条保障
新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为避免“正当防卫”条款沦为“纸面权利”，需从三方面构建保障机制：其一，加强执法培训，通过案例指导、模拟实训等方式，提升基层民警对防卫情境的判断能力；其二，完善证据规则，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防卫性措施争议时，必须全程录音录像，确保取证规范；其三，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允许当事人对防卫性质认定不服时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例如，在“涞源反杀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介入调查，最终认定王晓菲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这一案例表明，司法机关的监督是防止执法偏差的重要屏障。

结论：从“沉默忍受”到“勇敢反击”的法治觉醒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正当防卫免处罚，不仅是对公民自卫权的法律确认，更是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的捍卫。它让公众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不再因“还手即违法”的恐惧而选择沉默，而是能够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然而，法律的完善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执法者能否摒弃“维稳思维”，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每个公民都能在法律的保护下勇敢反击，当每起防卫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正义不迟到，善良不委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