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学通报一宿管在值班室离世
2025年7月6日，青岛大学浮山校区一名65岁宿管人员在值班室离世，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这场悲剧不仅是一起个体死亡事件，更暴露出高校后勤管理、劳动权益保障与极端天气应对的系统性漏洞。在“近30年最热夏天”的炙烤下，宿管大爷的离世成为拷问社会治理能力的“高温警报”。
极端天气下的“管理失温”：从个体悲剧到群体风险
青岛市气象台7月6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市区体感温度突破40℃，而宿管大爷工作的值班室仅有一台老旧风扇，室内温度计显示事发时高达43.2℃。更讽刺的是，同日该校滢园宿舍区另有一名学生因中暑被送医，暴露出校园防暑体系的全面溃败。青岛大学虽宣称“今年暑假将安装空调”，但这种“事后补救”的逻辑，与2023年杭州某高校因未安装空调导致学生集体中暑的事件如出一辙。当高校行政楼早已实现空调全覆盖，基层员工与学生的生存需求却被长期忽视，这种资源分配的“双重标准”，本质是治理者对弱势群体生命权的漠视。
劳务派遣下的“责任真空”：谁该为死亡买单？
涉事宿管人员属第三方劳务派遣，由已注销工商信息的外包公司管理。学校以“非正式员工”为由拒绝工伤认定，外包公司则推诿“学校未结算服务费”，导致家属维权无门。这种“踢皮球”式的责任转嫁，暴露出劳务派遣制度的深层弊端：据统计，2024年全国劳务派遣纠纷中，63%涉及工伤赔偿责任划分，而高校后勤外包领域更是重灾区。更触目惊心的是，该宿管人员被拖欠工资长达8个月，月工资仅1800元，低于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300元。当劳动者连基本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所谓“职业安全”注定成为空中楼阁。
法律规制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缺失：制度补丁治标不治本
尽管《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日最高气温35℃以上应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但青岛大学既未调整宿管值班安排，也未提供必要防暑设备，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中“用工单位需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强制性规定。从工伤认定角度看，若能证明中暑与高温工作环境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该宿管人员完全符合“视同工伤”情形。然而，现实中的认定障碍远比法律条文复杂：劳务派遣单位的注销、学校与物业的互相推诿、高温作业证据的缺失，都可能让法律救济沦为纸上谈兵。
破局之道：从“事后追责”到“源头治理”
解决此类悲剧需构建“法律-技术-文化”三重防线：立法层面，应修订《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的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将“极端天气劳动保护”纳入《安全生产法》特别条款；技术层面，强制要求高温作业场所安装温湿度监测设备，并接入政府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文化层面，需重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当某高校为保安亭安装空调、某大学为环卫工设置休息驿站时，这些案例证明：对基层劳动者的尊重程度，检验着社会的文明成色。
宿管大爷的离世，不应只是社交媒体上的短暂热搜。当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当劳务派遣成为责任转嫁工具，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空调与工资的“技术性补救”，更是对生命权的根本敬畏。毕竟，一个连宿管人员都保护不了的校园，终难承载教育者的道德使命；一个让劳动者流汗又流泪的社会，注定无法走向真正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