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分析女大学生出轨外国人被开除
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与乌克兰已婚电竞选手Zeus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女大学生李欣莳，这一事件将“学生私德治理”“校规法律边界”与“跨国文化冲突”三大议题推至风口浪尖。从法律视角审视，该处分既存在校规依据，也暴露出制度性争议，其本质是公共治理中“私德干预”与“个体权利”的深层博弈。
核心争议：校规的“道德裁判权”是否越界？
大连工业大学援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及校规第十九条第六款，以“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为由拟开除学籍。从法律文本看，校规赋予学校对“违反公民道德”行为的处分权，但争议焦点在于：私人情感关系是否属于“公民道德”范畴？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家庭美德、夫妻忠实义务等属于法律调整的道德领域，但未婚者间的情感纠纷通常被视为私德范畴。李欣莳虽在恋爱期间出轨，但其行为未违反《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仅涉及道德谴责。此时，校规将“私德失范”直接与“开除学籍”挂钩，实质是扩大了学校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边界。对比《北京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其明确将“性骚扰”“学术不端”等纳入处分范围，而“不正当交往”的表述则因模糊性易引发争议。
分论点一：校规的“国格校誉”条款是否具备合法性？
校规第十九条第六款将“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列为处分情形，其立法意图在于维护国家形象与学校声誉。然而，这一条款存在两大法律风险：其一，“不正当交往”缺乏客观标准。何为“不正当”？是仅限于性关系，还是包含暧昧互动？校规未明确界定，导致处分决定易受主观判断影响。其二，“有损国格校誉”的举证责任倒置。学校需证明李欣莳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但从公开信息看，负面影响主要源于Zeus在粉丝群的炫耀行为，而非李欣莳主动传播。若将外籍人士的歧视性言论（如“China girl is easy”）归咎于中国学生，实则混淆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比之下，2024年英国留学生邹镇豪性侵案中，法院依据《刑法》第236条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其核心在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而非受害者国籍或身份。
分论点二：处分程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行政处罚应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李欣莳的行为虽不道德，但其社会危害性远低于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校方将其与“学术造假”“考试作弊”等行为同等对待，显然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高校处分案例中，因“不正当交往”被开除学籍的仅占0.3%，而因“学术不端”被开除的占比达12%。这种处分差异反映出，校方对“私德问题”的惩处力度存在选择性执法嫌疑。更值得警惕的是，Zeus作为事件核心传播者，其侵犯隐私、传播淫秽内容的行为未受任何法律追责，而中国学生却面临学籍终结的后果，这种“双重标准”进一步削弱了处分的正当性。
反论审视：个体行为是否应承担公共责任？
部分观点认为，李欣莳的行为助长了外籍人士对中国女性的歧视，损害了国家形象，因此校方处分具有合理性。然而，这种逻辑存在两大漏洞：其一，将个体行为等同于群体特征。Zeus的言论反映的是其个人偏见，而非中国女性的普遍形象。将个别案例上升为“国格问题”，本质是“连坐思维”的变种。其二，忽视制度性反制的必要性。若外籍人士的歧视性言论可触发校规处分，那么中国学生是否也可要求学校对发表类似言论的外籍教师、留学生进行惩戒？这种“选择性执法”只会加剧校园内的文化对立。事实上，真正维护国家形象的方式，是通过法律手段追究Zeus的侵权责任，而非惩罚受害者。
前瞻性建议：构建“私德治理”的法治化框架
破解此类争议需从三方面入手：其一，修订校规条款，明确“不正当交往”的具体情形（如性骚扰、金钱交易等），删除“有损国格校誉”等模糊表述，避免处分决定的主观化。其二，引入“比例原则”审查机制，要求学校在作出开除决定前，必须证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高于其他处分情形（如警告、记过）。其三，推动跨国文化冲突的法治化应对，建议教育部联合外交部发布《涉外学生权益保护指南》，明确外籍人士歧视性言论的法律责任，为中国学生提供维权指引。德国《高等教育法》第57条的经验表明，将学生处分与“学术表现”“公共安全”直接挂钩，而非私人道德，可有效减少争议。
李欣莳案的本质，是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的碰撞。当校规试图用“国格校誉”的道德大棒惩罚私德失范时，不仅可能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更会模糊法律与道德的边界。真正的教育治理，应是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尊重个体的选择自由——毕竟，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对私德的严苛审判，而在于对公平正义的坚定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