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外国电竞选手女生拟遭学校开除
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与乌克兰退役电竞选手Zeus发生不当关系的学生李欣莳，这一事件因“私德争议”“跨国舆情”与“校规边界”三重矛盾，成为检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逻辑的典型样本。其核心矛盾不在于“出轨”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尺度、跨国文化冲突中的责任分配，以及教育机构在舆论压力下的治理能力。
立论点：校规的“道德高线”与法律的“权利底线”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以“国格”之名对私德问题施以学术极刑，本质是公共机构对个体权利的越界规训，折射出社会治理中“结果导向”的简单化倾向。
从校规适用性看，大连工业大学援引的《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将“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与“有损国格、校誉”直接挂钩，但“国格”作为抽象概念，其认定标准缺乏法律界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校纪律处分应基于“违反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的客观行为，而非主观道德评判。李欣莳的行为虽违背婚恋伦理，但属于私人领域范畴，未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或《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名誉权的条款。反观Zeus，其未经同意传播私密视频、使用侮辱性标签“Eazy girl”的行为，已涉嫌违反《民法典》第1032条（隐私权保护）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散布他人隐私），却未受到任何法律追责。这种“单边惩罚”暴露出校规在跨国事件中的适用困境：当公共机构试图以“维护国格”为名介入私人纠纷时，实则将个体行为无限上纲为“国家形象问题”，既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模糊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
从程序正当性看，校方在处分程序中存在两大争议点。其一，公告中直接公开学生全名，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的规定。尽管李欣莳的行为已引发舆论关注，但校方作为教育机构，在拟处分阶段即完整披露其个人信息，可能对其未来求学、就业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其二，处分程度与同类案例存在显著差异。据公开报道，国内高校对师生恋、婚外情等私德问题的处理，通常以警告、记过或留校察看为主，直接开除学籍的案例极为罕见。例如，2023年某高校教师因婚内出轨被记过处分，仍保留教职；2024年某大学生因劈腿引发舆情，仅被给予严重警告。大连工业大学此次“顶格处罚”，既未体现“过罚相当”的法治原则，也未遵循“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教育伦理，反而加剧了“舆论审判替代司法程序”的风险。
从社会效应看，校方的处理方式可能引发三重负面后果。其一，强化“私德问题公共化”的治理逻辑。当个体行为被贴上“国格”“校誉”的标签后，公共机构为平息舆论压力，往往选择牺牲个体权利以换取“快速止损”。这种模式若被常态化，将导致社会治理陷入“舆论绑架决策”的恶性循环。其二，加剧性别与国籍的双重歧视。事件中，李欣莳被指责为“崇洋媚外”，而Zeus的违法行为却被忽视，反映出社会对女性性自主权的贬低，以及对“外籍男性特权”的隐性认同。这种偏见若被校规合法化，将进一步固化性别与国籍的不平等结构。其三，削弱高校的教育功能。教育的本质是引导而非惩罚，尤其是对私德问题，更应通过心理咨询、道德教育等方式帮助个体成长，而非直接剥夺其受教育权。大连工业大学的做法，实质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开除了事”，暴露出其在治理能力上的短板。
破解这一困局，需从三方面入手：其一，修订校规，明确“有损国格”的具体情形，避免抽象概念被滥用；其二，建立“私德问题处理”的独立程序，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防止公共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其三，加强涉外事件的法律协作，推动对Zeus等侵权者的跨国追责，避免“中国受害者单边受罚”的不公局面。
李欣莳的命运，不应成为一场道德狂欢的牺牲品。当校规的“道德高线”越过法律的“权利底线”，当“维护国格”的口号掩盖了程序正义的缺失，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学生的受教育权，更是一个社会对法治与理性的信仰。唯有让规则回归理性、让治理回归人性，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撕裂社会的信任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