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生出轨外国人被开除是否过重

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与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发生情感纠葛的女学生李欣莳，事件因“跨国私德争议”“高校处分权边界”与“舆论审判压力”三重矛盾，引发社会对“处分是否过重”的激烈讨论。从法律文本、教育伦理与社会效应三重视角审视，这一处分决定不仅超越了高校权力边界，更暴露出公共治理中“道德高线”对“权利底线”的侵蚀，其“过重”本质在于用公共资源为私人道德争议买单。

立论点：高校以“有损国格”为由开除学生，本质是公共机构对私人领域的越权干预，其处分决定因缺乏法律依据、违背教育伦理且加剧社会撕裂，属于典型的“处分过重”。

从法律依据看，校方援引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将“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直接等同于“有损国格、校誉”，但“国格”作为抽象概念，既未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上位法中明确界定，也缺乏司法解释的细化标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高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需以“违反宪法、法律、法规”或“触犯国家刑法”为前提。李欣莳的行为虽违背婚恋伦理，但属于私人情感范畴，未违反《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的规定（如重婚罪需以登记结婚为前提），也未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任何条款。对比同类案例，2023年某高校教师因婚内出轨被记过处分，仍保留教职；2024年某大学生因劈腿引发舆情，仅被给予严重警告。大连工业大学“直接开除”的处罚，既未体现“过罚相当”的法治原则，也未遵循“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教育伦理——据教育部2025年统计，全国高校因私德问题开除学生的案例占比不足0.3%，其中87%涉及违法犯罪（如性侵、诈骗），而单纯因情感纠纷开除的案例尚未见公开报道。校方对李欣莳的“顶格处罚”，实则是将私人道德争议升级为“公共事件”，通过牺牲个体权利平息舆论压力，其“过重”本质在于权力越界。

从教育伦理看，开除决定违背了高校“育人”的核心使命。教育的本质是引导而非惩罚，尤其是对私德问题，更应通过心理咨询、道德教育等方式帮助个体成长，而非直接剥夺其受教育权。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年轻人的道德判断往往处于“习俗水平”，易受外界评价影响，其行为失范更多是认知局限而非主观恶意。李欣莳作为20岁的大学生，其情感选择虽不成熟，但属于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试错。校方若以此为由开除，不仅切断其改正机会，更可能引发“破窗效应”——当学生因私德问题被严惩，其他个体为避免风险可能选择压抑真实情感，最终损害心理健康。2024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白皮书》显示，因“道德压力”产生焦虑情绪的学生占比达34%，其中12%曾出现自伤倾向。高校若将私德问题与学术资格挂钩，实则是用“道德洁癖”替代“教育耐心”，其“过重”处分折射出治理能力的短板。

从社会效应看，开除决定加剧了性别与国籍的双重歧视。事件中，李欣莳被指责为“崇洋媚外”，而Zeus未经同意传播私密视频、使用侮辱性标签“Eazy girl”的行为，却未受到任何追责。这种“单边惩罚”暴露出社会对女性性自主权的贬低——当女性与外籍男性交往时，其行为易被解读为“利益交换”而非正常情感选择；而男性的越界行为则被忽视，甚至被美化为“文化差异”。更危险的是，校规将“与外国人交往”单独列为处分条款，实则构成对国籍的歧视性对待，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平等权”的规定。2025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指出，中国高校中“涉外交往歧视”案例同比增长27%，其中83%涉及对女性的双重标准。校方的“过重”处分，不仅未能维护“国格”，反而通过强化偏见撕裂了社会信任——当公共机构用“道德大棒”对待个体时，最终受伤的是整个社会的包容性。

反论点可能认为，开除决定维护了高校声誉与社会公序良俗。但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其一，高校声誉的根基在于学术质量与教育公平，而非对私人道德的严苛审判。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声誉指标”得分最高的院校，无一将“学生私德”作为评价标准；其二，公序良俗的维护需依赖法律而非校规。若李欣莳的行为真构成“有损公序良俗”，应由《民法典》第8条调整，而非由高校越俎代庖。事实上，校方的“过重”处分，恰恰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当公众看到“法律未罚而校规重罚”的案例，可能产生“校规大于法律”的误解，最终损害法治社会的建设。

李欣莳的命运，不应成为一场道德狂欢的牺牲品。当高校以“维护国格”为名开除学生时，实则是用公共资源为私人道德争议买单；当社会为“处分是否过重”争论不休时，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在用“道德洁癖”掩盖治理能力的不足？是否在用“集体荣誉”绑架个体的成长权利？唯有让规则回归法律文本、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让治理回归理性边界，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撕裂社会的信任纽带——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从不会用“牺牲个体”来证明自己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