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骚扰举报未果自焚
印度奥里萨邦法基尔莫汉学院女大学生因举报系主任性骚扰未果，于7月12日在校园走廊自焚，全身95%烧伤生命垂危。这起极端事件不仅撕开了印度高校性骚扰治理的制度性裂痕，更暴露出权力结构中弱势群体维权困境的全球性命题。当受害者用生命作为抗争的筹码，社会必须直面一个尖锐问题：为何制度化的申诉渠道屡屡失效，竟将受害者逼入“以死证清白”的绝境？
分论点一：申诉机制的“程序性死亡”是悲剧的直接推手
受害者于6月30日向校方内部申诉委员会提交书面投诉，7月1日向警方报案，但直至自焚前，校方仅在7月9日提交了一份未明确处理建议的报告，警方则以“等待申诉委员会报告”为由拖延调查。这种“踢皮球”式的处理流程，与印度《防止性骚扰法案（POSH）》规定的“72小时内启动调查、30日内结案”的法定时限形成鲜明对比。更讽刺的是，校长声称“已安排系主任与受害者对质”，却任由涉事教师当庭否认指控而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数据显示，印度高校性骚扰案件中仅6.3%的申诉能进入实质调查阶段，而本案中从投诉到自焚的12天周期，恰是制度性拖延的典型样本——当申诉机制沦为“程序空转”，受害者的生存空间便被压缩至零。
分论点二：权力不对等下的“二次伤害”加剧绝望
系主任作为学术权威，掌握着受害者的课程评分、论文指导甚至毕业资格，这种结构性权力差使“性骚扰”异化为“学术胁迫”。受害者声称“被无故阻止上课”，正是权力滥用的直接表现。而校方在处理过程中，既未对涉事教师采取停职调查等预防性措施，也未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或转学保护，反而要求其“与加害者当面对质”。这种将受害者置于危险境地的做法，与美国教育部2020年发布的《校园性暴力处理指南》中“禁止受害者与加害者直接接触”的原则背道而驰。更值得警惕的是，校长“未尽职责”的停职处理，暴露出高校管理层对性骚扰问题的认知仍停留在“个人道德瑕疵”层面，而非系统性权力规制。
反论点：自焚是否属于“理性选择”的争议
部分观点认为，自焚是受害者在极端绝望下的非理性行为，不应过度解读为制度失败。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性骚扰受害者普遍经历“自罪化”心理阶段——当申诉渠道反复失效，受害者易将制度冷漠内化为“自身不值得被保护”的认知。本案中，受害者在自焚前曾参与校园静坐示威，这符合自杀行为“矛盾冲突期”的典型特征：既希望通过公开抗议引发关注，又因长期得不到回应而陷入绝望。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自杀者中约30%曾尝试通过正式渠道维权未果，这一数据印证了制度性忽视与极端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
驳论点：从“个案悲剧”到“系统性改革”的破局路径
避免类似悲剧重演，需构建“预防-响应-救济”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在预防层面，可借鉴中国高校推行的“性骚扰防治专员制度”，要求每500名学生配备1名专职人员，负责受理投诉、提供心理支持并监督处理进度；在响应层面，需强制推行“申诉即保护”原则，如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性骚扰防治指南》规定的“投诉受理24小时内启动临时保护措施”；在救济层面，应建立“跨机构协作机制”，如美国教育部要求高校与当地警方、妇联共享案件信息，避免“校方调查-警方等待”的恶性循环。此外，印度可考虑引入“第三方调查委员会”制度，由法官、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组成独立机构，对高校性骚扰案件进行强制复核，破解“自己查自己”的信任危机。
从受害者身上燃起的火焰，烧穿的不仅是高校的道德遮羞布，更灼痛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集体良知。当制度性冷漠将维权者逼入绝境，自焚便成为最悲壮的控诉书。印度政府已宣布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校方失职，但真正的改革不应止于问责个别责任人，而需重构权力制衡机制——让学术权威回归知识传播的本职，让申诉渠道成为真正的“安全阀”，让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在制度庇护下，无需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正义。毕竟，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尺，不在于高楼大厦的高度，而在于对最弱者权益的守护力度。
